文/羅德慧
圖/施援程、部分由受訪者提供
常說劇場是小眾的藝術,澳門的人口基數令進入劇場的觀眾本來就不多,眾多原因也令劇場商業化之路走得困難重重。不少具潛力的作品,即使經過了兩、三個月的發展與深化,到最後都只演出三至五場,觀眾數目有限。要延續作品的生命,繼而令演創人員都可以透過重演建立實力、累積厚度,令行業持續發展,也能積聚植根於民間的創作能量,不少藝團開始作出其他嘗試,慢慢出現了新的路徑。有劇團選擇進軍大灣區演出,透過更大的觀眾群與劇場網絡,為劇團開拓更大的發展空間;有小而美的製作團隊憑著巧思,以貼近觀眾的方式,將表演藝術送到上門;也有舞團一路堅持,以四年時間打造一個獲得肯定的作品。
《我係歌手》:大聲唱出自己的堅持
It’s time to break my limitation,
it’s time to show my dedication,
Don’t stop to show your implication,
don’t stop to make your revolution
這是《我係歌手》其中一首主題曲的歌詞,也像是這個演出的某種寫照。《我》是澳門舞者工作室歷經了四年發展的作品,從「街舞音樂劇場」逐漸蛻變,成為監製之一洪振宇(Popeye)心中一直希望做到的音樂劇,四年來演出15場,其中在內地演出的次數比澳門更多。走到今天,克服了不少困難,靠的不只是不同時期演創團隊的用心創作,也包括了製作單位堅持下來的決心。最近,此作品獲得了文創產業基金評審的肯定,在文化展演範疇中獲得了「優秀文產項目」優異獎。
超越文化差異的交流
《我》首次與觀眾見面是2018年3月的市民專場演出,當時以「街舞音樂劇場」類型來包裝,Popeye坦言,因為預算關係,未能馬上把音樂劇想法付諸實行,才發展出以戲劇為主導、音樂、舞蹈配合的風格。2019年,演出獲邀到上海參加「第十二屆中國藝術節」,也到廣州演出,結交了一些內地朋友,種下了日後再往廣州及珠海表演的因緣。2020年,擁有亮麗音樂劇資歷的張月盈(Florence)加入,擔起導演與編劇的重任,歌曲數量從五首增加到十一首,也大大修改戲的內容,並透過一次又一次的workshop,提升作品質素,慢慢爬升到具水準的音樂劇。
今年,《我》首次以改版後的音樂劇之姿走上廣州與珠海的舞台,對於內地觀眾的熱烈反應,Florence十分驚喜。「他們反應非常好,也好識睇。例如去到某些位,你知道係『掌位』,你就去拍啦!但澳門的觀眾通常都比較安靜。完場後,他們也會走上控制台,與設計師交流,多謝他們做了好好的表演。」《我》講述一位澳門歌手朝著夢想努力的故事,Florence認為,觀眾一開始可能是對澳門故事好奇,可是都最後能吸引他們的,都是因為產生到人心共通的共鳴,對於戲中滲透著的誠懇,也令不少觀眾特地留言回饋。
資助對創作進度的限制
在香港,要製作一齣具一定規模的音樂劇,動輒需要港幣三百至四百萬,但由於它老少咸宜、容易入口,市場回報也高,無論是找投資者或是銷售都不困難。但回到澳門,礙於不同機關的資助制度,《我》難以在同一年內獲得足夠發展作品的製作費,間接令創作過程「被」調校成「work in progress」的狀態,一方面可以說是令作品有更多琢磨時間,但同時也令創作不能一氣呵成,呈現最高質的內容。Florence表示,「『work in progress』就是每次重新創作時,當你想加歌,整個框架都會動到,好難一開始就設計成一個完整的音樂劇的樣子,比如這次,當我收到這些素材時,我要按照這些已經寫好的歌,再重新豐富故事,中間的磨合也需要時間。」資助控制了作品的成長節奏,也令整個製作未能配置到該有的完整團隊。到巡演時,每人都身兼幾個崗位,加上入台時間緊絀,難度就更大。Florence與Popeye都笑言,這次憑一腔熱血完成,但如果每次都只靠著眾人熱血,「都好難繼續做」。
資助是製肘,但要掙脫資助、自負盈虧,在澳門仍然是條漫長的路。澳門既欠缺足夠的觀眾承托,觀看音樂劇的機會亦不多,更遑論成熟的市場。Florence透露,曾有博企的高層提出,把《我》放在旗下劇場long run一個月,可是在考慮到「澳門沒那麼多觀眾」後,合作告吹。
要如何令澳門觀眾更願意為本地作品買單,Florence與Popeye認為,「民間發力,政府都要發力的」。當作品或藝術家未獲廣大觀眾認識時,可參考香港每年舉辦「香港藝術家年獎」,不僅是表揚有實力的藝術家,更像是為公眾提供一份導引指南,可以從誰或哪些作品入手,開始認識本地有質素的創作。「要brand一個人或者一個演出,才能有市場的出現」。在此之前,往外走,為自己的作品貼上更多的好評與口碑,似乎暫時是最有機會持續發展的出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