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以「女性」作為專題討論,今時今日已經不是新鮮事,但關於男女平等,仍是永遠有進步空間。放眼全球,即使不是明刀明槍的歧視與不公,但言語與動作間,都有機會不小心露出了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。最新鮮熱辣的例子,當數前東京奧組委主席,最終因其對女性不尊重的言論而黯然下台。
自從一個多世紀以前豎立「國際婦女節」開始,爭取男女平等與女性平權的大小運動與倡議,在世界各地此起彼落至今,而真正進步的思想,乃來自對每一個人的尊重與欣賞,非因性別而先為一個人作出前設與定型。今期「文創焦點」,我們訪問了三位不同個性、不同專長的女性創作人、藝術工作者與文創業者,她們帶著獨特的氣質,在自己的領域中認真努力。在即將到來又一年的「三八婦女節」前夕,一同看看這些漂亮而自信的面孔。
梁飛燕:藝術創作非關性別 更是個人關懷與洞見
跟隨梁飛燕(Fannie)來到藝術博物館旁邊的版畫工作室,斯文纖瘦的她,熟練地操作著重型製版機器,她對工作室內的大小佈局瞭如指掌,不難想像曾在這裡投放過的心力與時間。她與版畫相遇的起點始於大學時代,後來在藝博館跟隨王禎寶正式學習版畫,因緣際會下成為了王的助手,除了繼續浸淫在版畫這種創作媒介,也協力擔任策展助理等,一步步踏進展覽行業。現時的Fannie有多重身份分,除了是藝術創作者,也是策展人、雜誌編輯、藝術課程老師、學生。她當自由工作者的生涯逾十年,初期多以統籌、策劃角色出現,「成人之美」較多,後期開始產生要做自己創作的念頭。
Fannie的創作,除了是實體的畫作,也包括觀念藝術。她自倫敦坎伯韋藝術學院修畢書藝(book art)碩士後,回澳的首個展覽《語言的實相》(2018),即以報紙作為主要媒材來呈現她對當下社會文化的思考;去年9月,她在北京798藝術園區進行的《圍封現場》(2020),則表達了疫情期間她在寧靜的澳門街漫遊而觸發對土地的思考。這種不以特定媒材為限,反以概念先於視覺的「觀念藝術」,或許與她的書藝學習歷程不無關係。書藝雖然以「書」為名,但對於「書」的想像卻廣闊無邊,「在當代藝術的語境中探索書這個媒介可以是什麼,出來的作品幾乎都不是我們一般定義下的書。我覺得它可包含到我過往讀過的(知識),包括文學、版畫。」書藝的自由度、包容和開放,深深吸引她。
畢業後,儘管當時她已有擔任一位藝術家助理的工作機會,然而,內心十分清楚是要做作品的她,認為與其花時間去協助完成別人的作品,不如回到生活問題較易解決的澳門,一方面從事創作,另外也是讓自己蓄積能量與作品,日後再往外闖。談到澳門的發展空間,「澳門很小,藝術家就這些,要形成看得到的氛圍是困難的。」那麼視覺藝術產業化,又是否一條可行的出路?「我覺得藝術和產業本來就是兩件事,他們可以互相幫助對方,但不能互相替代。因為藝術與創意產業是兩個不一樣的思路」。
「女性藝術家/策展人」的標籤效應
對於被標榜為「女性藝術家」,她坦言並不喜歡這個標籤。「我不會以女性藝術家去標籤自己,因為這是不恰當的。把『女性』標籤出來,就像要把女性放在男性的對立面,但這不是真的。」Fannie認為,男女藝術家在作品上,主題或會重疊,只是著眼點不同,但這更直接與藝術家本身的興趣有關,而非性別。「如果說女性會做更多與母親/孩子之類的題目,其實也有父親與孩子為題的作品,那是關乎生命的階段,而非性別,因為藝術家就是從自己的生活出發。」曾經參與「第二屆女性藝術家雙年展」的她,本身也是期望藉著這個標籤「借題發揮」,觸及關於女性的話題,比如疫情下女性照顧者面對的事,或老年女性真正面臨的問題,而非只是藉此平台展示自己的作品。
她承認作為藝術家,有時會很無力,因此她更期望自己的另一個角色「策展人」,可以在藝術層面扭轉更多集以為常的觀念,讓各式議題走進公眾眼球。「策展人是比較貼近社會的,因為策展人就是公眾和藝術之間的橋樑,透過策展這個行徑,令藝術與社會有更多關係,『借題發揮』的契機都是策展人的功能」。如何在眾多身份發揮得淋漓盡致,這些都與性別無關,反而是個人對社會關懷與洞見,如何以行動與作品一一呈現。